✮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生猪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完成了从“引进吸收、改良提升”向“创新追赶、自主选育”的转变

　　✮ 我国生猪种业已经解决了“有没有”，现在主要问题是“好不好”

　　✮ 当务之急是政府业务部门、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开展研究，对瘦肉猪育种和地方猪种的利用进行整体规划

　　“即使长得慢一点，我们也要把老祖宗留下的猪种保存下来，这是历史的使命。”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畜牧学学科带头人印遇龙看来，中国本土猪种质资源保护和进一步选育是当代人的重要使命、必答考题。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近几年，我国生猪种质资源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我国生猪种质资源重引进、轻选育的问题较为突出，由于保护力度和开发利用力度不够，部分本土品种濒危。

　　“猪粮安天下”，我国是世界上生猪生产与猪肉消费第一大国，生猪产业是我国畜牧业乃至农业的支柱产业。加快生猪自主育种步伐，实现种源自主可控，已成为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围绕这一关键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印遇龙院士。

　　从“引进吸收、改良提升”到“创新追赶、自主选育”

　　印遇龙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生猪产业经历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首先是“养肥猪为主的小农生产”阶段，即解放初期，以农户散养为主的养殖模式，所养猪种基本是没有经过系统选育的地方猪，瘦肉率低，肥肉多，生长慢。

　　第二是“引进瘦肉猪种或与地方品种杂交提高瘦肉产量”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猪肉产量需求加大，光靠养殖地方猪种已不能满足猪肉供应，1979年前后，猪的经济杂交工作得到重视，生猪“四化”(即母猪地方良种化、公猪外来良种化、肥猪杂种一代化、配种人工授精化)和杂交繁育体系建立工作在全国部分地区展开，与地方纯种猪相比，显著提高了瘦肉率。

　　第三是“商业化瘦肉猪品种持续选育与规模化、集约化生产”阶段。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动物产品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饲料资源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猪肉生产转向国际通用的商业化瘦肉猪品种杂交生产模式，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瘦肉型猪具有高效、节粮的特点，产肉效率高，目前占全国生猪养殖90%以上，我国种猪育种的核心工作也转到瘦肉型猪育种上。

　　▲在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一生猪养殖场，工作人员检查猪的生长情况。新华社记者 李梦馨 摄

　　实际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人民对于猪肉的需求量快速提升，同时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更需要瘦肉型猪肉。而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本土猪极高的肥肉率以及较长的生长周期，已经不能满足民众需求，进口瘦肉型生猪品种在一定时间内保障了国内供给，并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生猪年出栏量从1950年6000万头增长至目前的近7亿头，猪肉产能大幅增加，占到居民肉类消费的60%以上，为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印遇龙表示，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生猪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完成了从“引进吸收、改良提升”向“创新追赶、自主选育”的转变，步入了自主创新的新时期。生猪种业科技具备了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应用研究到成果推广的创新能力。种猪生产性能不断提高，企业育种积极性有了明显提升，在育种技术方面，基本能够与国际水平“并跑”，部分领域领先国际，奠定了与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基础。

　　随着当下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以及本土猪育种水平的不断进步，本土地方猪以更好的肉质口感和丰富的营养，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民众在超市选购猪肉。 图/IC photo

　　“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由‘量’向‘质’转变，培育既含中国地方猪血统又含国外瘦肉猪血统的猪种，市场前景广阔。”印遇龙说，我国要进一步加强育种新技术应用，提升育种效率，从而提高种猪生产性能的国际竞争力。

　　主要问题并非“卡脖子”

　　“实际上，我国生猪种业已经解决了‘有没有’，现在主要问题是‘好不好’。”印遇龙介绍，我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生猪种质资源，不仅有目前世界上所有的主流商业化猪品种，更有大量我国独有的地方品种资源。

　　在他看来，我国生猪种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主流商业化猪种的种猪性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是我国地方猪种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资料显示，《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年)》实施以来，我国先后遴选了约100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和4家服务于核心场间遗传交流的种公猪站，组建了超过15万头的核心群，建立了以场内测定为主的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体系，组建了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市场监管和质量评价体系不断完善，部分大型企业育种也初见成效。这些为我国生猪种业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从国内主流商品化猪种的培育情况看，在种猪生产性能方面，我国培育的大部分猪种仍落后于育种发达国家。

　　更加遗憾的是，我国地方猪种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在我国生猪产业中，利用地方品种资源生产的商品肉猪占比不到10%。而且，我国对地方猪种的利用缺乏整体规划，地方猪种在生猪产业中的地位不明确，地方猪种利用有一定的盲目性，缺乏明确目标。

　　国家间猪育种的竞争，主要是商业化瘦肉猪生产效率的竞赛，通过部署生猪种业自主创新重大科学工程，加强生猪种业基础研究和育种技术创新和应用，培育出生产性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猪，十分必要。

　　▲湖南娄底湘村黑猪生态放养场

　　同时，印遇龙认为，我国的生猪种业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加强对主流商业化猪种的选育提高工作，使这些猪种的性能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地方猪种的开发和利用。

　　“保存本土猪种和加强本土地方猪的本品种选育，是布局我国的生猪育种技术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时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使命。”印遇龙说，地方猪种目前虽然在生产效率等方面无法与国外商业化猪种相提并论，但地方猪种是通过长期选择而留存下来的品种，在某些方面总有其优点。

　　在他看来，我国地方猪种质创新非常必要，一是我国地方猪种质优良，是保障优质猪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开展地方猪种资源保护与优化利用研究，形势紧迫、意义重大;二是我国地方猪品种数量急剧减少，85%的地方猪种群体数量明显下降，地方猪保种形势严峻;三是我国地方猪种肉质优良、抗逆性和抗病性强等优点突出，但受生长慢、瘦肉率和饲料转化率低等制约，地方猪有效保护和产业化生产受到限制。

　　因此，在瘦肉型猪种占据国内生猪产业绝对主导权的当下，中国生猪育种的突破一是要加强主流品种的选育提高，二是要加强地方猪种的保护和利用。“我们需要不断通过种业创新，提高本土猪种的竞争力。”

　　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育种是生猪养殖产业链的源头，而品种改良对畜牧生产的贡献达40%。正因如此，印遇龙认为，当务之急是政府业务部门、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开展研究，对瘦肉猪育种和地方猪种的利用进行整体规划，根据市场需求，有目标地开展选育、杂交利用等工作，提高种猪的生产效率和效益。

　　▲湖南娄底-专家团队现场检阅湘村黑猪育种成果

　　印遇龙建议，加强育种主体培育，农业农村部、科技部、省科技厅等部门在基地建设、研发资金和体制机制上给予重点支持。其中，科研经费及政策支撑性资金，应主要用于猪群的性状测定、基因组育种等新技术应用以及人工成本等方面。同时，推动科研机构和企业深度合作。

　　采访中，印遇龙还重点提到了猪育种技术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问题。他表示，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然选择。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品种审定的要求，培育一个猪新品种需要纯种基础母猪1000头以上，需要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同时对于培育品种，应该加强优质特色肉猪产品的开发和深加工，通过融合创新链，不断延长产业链。

　　实际上，从品种选育角度看，核心群的规模是品种选育的关键所在，大规模的核心群数量为优良品种的挑选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而从产业带动的角度出发，产业的发展将反哺上游育种企业的积极性，同时产业化发展，也有助于育种规范化、系统化发展进步。

　　例如，湖南省优质地方猪品种湘村黑猪就是育种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深入融合的典型代表。

　　湖南地方品种湘西黑猪类群桃源黑猪，引进品种杜洛克猪为父本，经杂交合成和群体继代选育而培育的新品种，于2012年7月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成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方猪品种。

　　随后，湘村黑猪产业承载企业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产业化发展，助推湘村黑猪育种工作开展。

　　目前，湘村产业已拥有1个原种场、3个核心育种场、8个扩繁场、10多个示范推广基地。与此同时，配套建设了肉制品加工厂、饲料加工厂、动物保健品厂、沼气能源工厂和销售运营中心等20多个生产或经营单元，真正实现了品种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助推了地方猪育种创新工作。

　　“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把民族种业做强，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蔬菜、畜禽等农产品安全。”

　　因为长期关注生猪产业发展，印遇龙被外界亲切称为“养猪院士”，他真切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让人民都过上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