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3月CPI同比增长率（2.3%）仍然维持高位，但环比下降0.4%。这使当前是“通胀”还是“通缩”的争论更趋激烈。

有人认为，2月CPI同比增速蹿升到2%上方，主要是由鲜菜、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导致，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季节性的，3月食品价格就环比下降了。可以预见，随着“猪周期”、“菜周期”带来的涨价因素消失，CPI同比增速将企稳并逐步下降。因此，目前不存在明显的通胀压力，反而是通缩的风险比较大。

也有人认为，CPI增长率持续维持在高位，主要是由货币供应量较快增长引发的，猪肉价格上涨也与此相关。笔者是持这种观点的。这种观点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货币供应量较快增长是怎样影响猪肉价格的？我们认为，货币供应可能通过需求和供给两个途径影响猪肉价格，当前主要是通过供给这条途径。

“猪周期”（肉价上涨-供给增加-肉价下降-供给减少-肉价上涨）的确是存在的。21世纪猪肉价格的第一次大幅上涨（10%以上）出现在2004年，当年，肉禽及其制品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6%。受此影响，2004年底生猪存栏数出现了增长，而之前几年都是下降的。2005年肉价涨幅下降；2006年肉价下降，于是年底生猪存栏数（猪肉产能）减少；这导致2007年肉猪出栏头数（猪肉产量）减少，当年肉价大幅上涨，比2004年涨幅更大。自2004年以来，我们能比较清晰地发现3个“猪周期”：2004年-2007年、2007年-2011年、2011年-2015年。肉猪出栏头数在2007年、2011年、2015年减少，当年都出现了肉价大幅上涨。在这3个“猪周期”中，肉价都经历过“大涨-缓涨-下降-大涨”的变化。

2015年应该是新一轮“猪周期”的开端，但出现了与之前不一样的情况。在2004年、2007年和2011年，随着肉价大幅上涨，年底生猪存栏数都有增长，意味着产能扩张；而2015年，虽然肉价上涨，年底生猪存栏数却是下降的。实际上，自2013年以来，年底生猪存栏数连续3年下降，今年前2个月仍然是下降，现在猪肉的产能跟2009年差不多。

为什么肉价上涨却不能激发养猪的积极性？如果我们相信养猪的散户和企业是理性的，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现在的肉价涨幅还没有超过养猪成本的增幅。也就是说，猪肉的供给侧出了问题。2015年8月以来，猪肉价格就与2011年时的水平相当，这个价格水平在2011年能激发养猪的积极性，而现在却不能带来猪肉产能的增长。

养猪的成本大大增长了，这是肉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两块主要成本——工资和地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现在养猪的工业化、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和人员，而在货币供应量较快增长的背景下，土地价格越来越贵，人员工资越来越高。这就是我们说通货膨胀当前主要通过供给这条途径影响肉价的理由。另外，由于土地越来越稀缺，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养猪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也是成本增长的重要原因。这其实也属于养猪在供给侧受到的约束。

以往的“猪周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通胀导致的成本增长引发的，只有当肉价大幅上涨（有时同比涨幅达50%上下）时，才能抵消成本的上升。而肉价的上升，又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长，相应地，劳动者会要求增加工资，居民收入增长又带来其他物价的上涨。于是，货币供应较快增长导致的通胀，比较早地在猪肉等食品价格上体现出来，然后蔓延到更多商品和服务，形成物价普遍上涨。

今年3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已经达到了28.4%，而活猪价格的同比涨幅超过了50%，据报道，3月生猪存量数环比增长了0.9%。活猪价格涨50%才能刺激猪肉产能扩张，这个涨幅迟早会向终端的猪肉价格渗透，那时CPI可能呈现更大的涨幅。因此，目前讨论通胀风险并非杞人忧天。

对“猪周期”的分析启发我们：说到底，生产成本快速增长等供给侧问题，是由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和投资、GDP过快增长导致，并经长期累积而形成。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价格快速上升，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需要更高的物价涨幅才能消化。供给侧的问题其实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往的主要解决办法是制造通胀，用更多的货币、更高的物价对冲产生成本的上升。因为习惯了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所以人们对通缩的担忧更甚于通胀。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患上了“通胀依赖症”。

但是，随着供给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多发货币制造通胀所产生的“疗效”会越来越弱。因此，我们应该找准症结，首先治好“通胀依赖症”，不再让通胀使供给侧的问题更加严重，然后再来抑制生产成本增长、提高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