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猪似乎成为部分国有大企业的新宠。先是“1公斤钢材价格抵不上4两猪肉”的困境迫使全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钢集团着手筹建万头养猪场，将企业业务拓展到第三产业，开始养猪、养鸡、种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紧接着，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煤种最全的炼焦煤生产企业山西焦煤集团牵手双汇集团，宣布正式进军生猪屠宰加工业，计划年屠宰生猪200万头，力促集团产业优化转型。

　　正当企业以猪为文章，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亦乐乎之时，作为全球煤炭市场风向标的秦皇岛港却已积压了近上千万吨的原煤。与此相呼应的是，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的价格，从2011年底的805元/吨，跌至最新的630元/吨(2012年7月19日)，下跌幅度超过了20％。而据此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2012年第一季度煤炭经济运行分析形势通报来看，我国煤炭销量和消费量增幅分别比2011年第一季度下降了0.3和0.9个百分点。

　　从养猪、杀猪到原煤积压，看似互不相关的事情，实则内含必然的联系。钢铁行业另寻他路，使得用于炼钢的焦煤等原材料需求减少；而原料需求的减少无疑将影响到上游的供应商，即像山西焦煤集团这样的炼焦煤生产企业，主业不好促使企业转向副业；进而，这一影响传导到最初原料端，原煤需求减少、价格下滑、出现积压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因素主导？笔者看来，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减排政策措施的强化是根源所在。

　　高煤炭消费弹性系数下，经济增速放缓拉低煤炭消费增长

　　能源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基础，作为一个典型的多煤、少气、寡油的国家，这样一种能源结构，决定了我国的能源消费以煤为主。长期以来，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始终保持在70％左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煤炭是支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能源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可以用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这样一个简单的参数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就是煤炭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速二者的比值，这一系数是用来衡量当经济发生一个单位变动时，煤炭消费量发生的变动。当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煤炭消费量变化幅度大于经济的变化幅度；如果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小于1，煤炭消费量的变化幅度则会小于经济变化幅度。

　　回顾既往，我们发现，1990年~200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为10.3％，同期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为3.0％，煤炭消费弹性系数为0.29。也就是说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煤炭消费相应增长0.29个百分点。2000年~2010年，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增加到0.77，表明经济增长对于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明显提高，也反映了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加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特点突出。但到了2011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增速一跃升至9.7％，而经济的增速为9.2％，煤炭消费弹性已经超过1，达到1.05。表明煤炭消费的变化幅度已经高于经济的变化幅度，这也可以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何2011年我国节能目标未能实现。

　　进入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面临严峻考验，欧洲国家经济形势没有好转迹象，美日经济温和复苏，新兴国家需求不足。而我国国内经济增速继续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经济累计增速7.8％，其中第一季度为8.1％、第二季度增速7.6％，创13个季度新低，连续6个季度放缓。在当前我国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果煤炭消费弹性系数仍然保持1以上，则煤炭消费增速下降的幅度将会超过经济增速回落的幅度，从而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煤炭消费量增幅大幅回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