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2011年2011APEC中小企业峰会上发言，声称对猪肉价格过高，给大家造成的压力，给国家带来那么大问题，深感歉意,感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我们的猪没有养好。这话一出，即可引起轩然大波，诚然，猪肉价格在统计部门的数据中,为居高不下的CPI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家庭主妇们抱怨的对象。于是,作为中国最大农牧企业之一的新希望集团的老总,似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永好的道歉,充满了调侃意味和幽默元素,不必当真。不过,由于刘永好的道歉,有拉市场为猪肉价垫背的嫌疑,还是值得理论一番。

　　其实，刘永好的猪养得好不好,跟猪肉价格没啥关系。尽管他的新希望很大,但不是市场的全部,而只是市场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谁都可以进入,没有谁能左右与垄断。如果刘永好的猪养得不好,自然有养得好的把他淘汰掉。事实上,刘永好没有被淘汰,而且越做越大,只能说明他的猪养得很好。当然,猪养得好,未必就养得够多,多到平抑一路高歌的猪肉价。这是两码事。因此,刘永好不必对国家道歉,也不必对公众道歉,而只需要为自己“道歉”这么高的猪肉价,如此巨大的市场,为什么没有养更多的猪,赚更多的钱?

　　从根本上讲,市场是不需要为猪肉价格道歉的。猪肉价格或高或低,都不过是市场供需的反映。供大于求,价格就跌落；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当然整体意义上的物价上涨,也即通货膨胀,往往是货币泛滥的产物。猪肉价太高是这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怎么也怪不到市场头上。恰恰相反,市场无罪却有功,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猪肉价上涨的强烈信号,呼唤更多的资本和资源进入该行业。离开了市场,没有这个价格信号,即使供不应求,也在一片无知之幕中,这就是计划体制下短缺经济的由来。刘永好及其新希望,作为市场主体,或者说市场的一部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为猪肉价格道歉。

　　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竞争市场,价格高涨发出了供不应求的信号,似乎并没有吸引到充足的资本和资源,来满足相应的需求。是什么原因,让市场机制的功能发挥失灵了?

　　一方面,是需求增长实在太快。按刘永好的说法,中国现在处在转型期,以前肉蛋奶靠8亿农民的格局发生了变化,5亿城里人没变,又增加了4亿多脱离农村的消费群体,他们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消费人数、经济水平和消费结构三重叠加,肉蛋奶需求突飞猛进。而另一方面,供应却存在土地、劳动力等多因素制约。比如,谁来养猪成了一个大问题。能够养猪的,劳动力成本也不再像以前那么低廉。散兵游勇而不是组织化和规模化的养殖方式,又成为供应提高的一大瓶颈。

　　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暴发式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缩影。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经有个形象的比喻:假如一个收入在社会平均水平的食客雇有三个厨师,厨师的工资将肯定在食客工资的三分之一以下,远低于社会平均工资这就是中国农民所陷入的“厨师困境”。这种廉价劳动力的“厨师困境”,正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但是,二元体制瓦解背景下,城镇化提速,现在进城吃肉的食客多了,而留下来养猪的少了,劳动力成本提高是这种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过程。又由于各方面因素限制,规模经营程度很低,农业和养殖生产率落后,相应供应也就愈发吃紧。可见,市场从来很无辜,只是凡此种种制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