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养猪业是在“防止疫病从外界传入”的不绝于耳的咛咛忠告声中发展的；养猪人对进场踏脚消毒，紫外线消毒，乃至沐浴更衣等“防止疾病从外界传入”的措施习以为常；更是对近十多年兴起的“防止疫病从外界传入”的新措施——“生物安全”也深信不疑，纷纷将猪场搬到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进门踏脚消毒换鞋，再紫外线消毒更衣，乃至沐浴更衣；饲养员与兽医人等如同与世隔绝般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荒茅之地，这就是我国养猪业“防止疫病从外界传入”措施的真实与理想的写照。遗憾的是人们践行了几十年，疫病防止了吗？非但没有防止，病种越来越多，死亡率越来越高，猪越来越难养。这是为什么？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猪的疫病病种少，重点是猪瘟、猪肺疫、猪丹毒。养猪人对人工免疫接种不理解，强制性的人工接种HC等疫苗是兽医的头等大事，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由外国传入的烈性传染病后，“防止疫病从外界传入”的概念在养猪人脑中扎下了深根，加之后来不断有新病产生，“防止疫病从外界传入”的理念成了天律戒条。

    但是，事物在发展，系统在发展，特别是有生命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中不断丰富、发展，猪业系统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人们仍然以“防止疫病从外界传入”固化的诊断思维来防止猪场疫病的发生就会大失偏颇，事与愿违。

    1 .  猪与相关的病原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对共生成为主流

    1.1  许多与猪相关的病原微生物由原来的绝对寄生（绝对致病）变为相对寄生或共生（相对致病）。例如猪瘟病毒在几十年前是绝对致病的，呈典型的急性病理过程。随后慢性病例增多，至今，几乎难见典型急性病例；随着猪体的适应与弱毒株的出现，猪瘟病毒与猪体共存的带毒现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蓝耳病病毒的猪场污染率达90％，据官方统计，2007年一至五月我国蓝耳病的发病数不足五万头，发病率约为万分之一，足见蓝耳病病毒总体上以与猪群处于共生的稳态中。新近研究表明，引发胃溃疡与胃癌的幽门螺杆菌会分泌一种物质，能延长感染细胞的寿命，使致共处稳态，难为药物消灭。

    这种病原微生物与猪群的关系的变化，让我们在猪业生产中能够看到本来是广为流行的SI、TGE、乃至FMD只发生于几个栏，或一栋猪舍，然后嘎然停止传播，而难以见到以前的大流行。

    1.2  系统论与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只要有猪，猪群中就有相关的病原微生物存在，并且随着系统的进化，猪群中病原微生物会越来越丰富多彩。我国没有实行种猪扁桃体活体采样荧光抗体检测猪瘟病毒阳性淘汰制，因此猪场内存在猪瘟带毒猪的现象应是极普遍的；血清学检测表明PRV、PRRSV在猪群中的阳性率在90%以上；至于那些本来就存在于猪的上呼吸道、消化道的病原菌，例如S.S，Pmc，APP, HPS,E.Coli等就更是附猪而存；无序的大量从国外引种，使我国猪群成为万国猪病的大汇展。应该说我国猪群是集相关病原微生物之大成者。

    1.3  笔者在近年几十场次的接诊中，见到了链球菌病、猪瘟、伪狂、蓝耳病、巴氏杆菌病、副猪嗜血杆菌病、传胸、附红细胞体病、支原体肺炎、大猪梭菌性肠炎、传染性胃肠炎、衣原体病、球虫病等，都无法找到从外界传入的证据；连SI也是如此，在一个猪场，一天内席卷一栋保育猪舍（300余头），又突然停止，过了一个多月，又突然发生于中猪舍，只波及十余个猪栏。B.C.Easterday等人在“猪流感”一文中指出：若干年来，推测带毒状态保存了SIV，造成动物间流行。。
Sergi Bruguera等人在2007年的第三届亚洲猪病学会论文中指出：猪流感更像一种地方流行性疾病。还指出：在仔猪转移到肥育舍之前，往往呈现SIV阴性反应，而在八周龄后，猪转移到肥猪舍后就会发生血清学反应变化。这个迹象清楚的表明SIV仍然留在育肥猪舍。Tomoyuki Tsuda等人指出：在亚洲许多国家该病（指HC）依然呈地方流行。J.C.Yao等人在调查中国45个猪场，2283份样品后指出：后备母猪是PRRSV的主要来源，无论在同一猪群中有没有具有传染性的母猪存在，PRRSV都可以在不同的饲养群间循环，这就使病毒在猪场中持续流行。上述事例与论述都支持这种论断。

    1.4 许多猪场有良好的生物安全环境，坐落在周边几公里乃至十多公里无人烟的地方，但未逃脱疫病的肆虐。这也反证了上述论断的正确。

    1.5  既然绝大多数原微生物原本来就存在于中国猪群中。那么现今仍然只强调“防止疫病从外界传入”的观念是否有失偏颇？这种观念可用来指导猪场的引种，但对已经连续生产，不再引种的猪场就会发生指导观念上的误导，从而忽视了引发场内疫病流行的必然因素。这或许是近年疫病肆虐悲剧的原因所在。尽管猪群内存在各种病原微生物，许多病原微生物还有免疫抑制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发病。如果猪场内同时存在疫病发生与流行的必然因素，那么，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将是必然的，只是时间上迟早的问题。

    2. 猪场内存在疫病流行的必然因素

    2.1   猪群本身的因素。现代基因型猪，因为强烈的单项选育，生产水平更高，同时意味着新陈代谢更为旺盛；而新陈代谢水平的提高是需要更活跃的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与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支撑，需要更强大的氧化酶系统支撑。在这些系统活跃的同时，会对免疫系统产生多环节的抑制，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引起自由基损伤，这无疑给现代基因型猪群带来了相对虚弱的体质内因。缺乏适量运动等远离猪自然习性的工厂化生产模式，使种猪的心脏与肺脏不能与肌肉的生长同步发育，加剧了这种弱体质的发展趋势。

    2.2  四维的环境应激是猪场内疫病流行的必然外因。

    2.2.1  深刻认识多种环境应激的综合病理效应。集约化养猪的全过程均存在多种环境应激因子，对猪群的负面影响决非单一环境应激因子那样简单，其综合病理效应不能随某一环境应激因子的消除而消除，因此在养猪生产中一定要重视这种综合病理效应对猪群的影响。例如夏季慢性热应激与吸血昆虫、霉菌毒素的综合病理效应；冬季保温棚内尘埃、有毒气体、霉菌毒素、高湿度与高密度的综合病理效应。因为存在综合病理效应，其诱发疫病流行的作用比单一应激严重得多，诱发疫病流行的几率也大得多。

    2.2.2  重视多种环境应激上的四维效应。由于多种环境应激因子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因此具有四维效应、即具有时间上的积累致病效应。例如，小于10个毫微米的尘埃能在空中漂浮十多小时，并随时间的延续吸附更多的病原微生物与有害气体，容易积累达到致病量；如果不消除，会不断刺激猪体，产生慢性应激的积累效应；没有安全玉米的事实，使其微量霉菌毒素会在不断的采食中积累，造成持续的免疫抑制与损伤。四维的慢性应激会导致猪体持续的高水平血糖皮质激素，使猪体每分每秒都处于应激状态中，从而减少循环中淋巴细胞44—55%，抑制巨噬细胞对抗原的摄取与处理，破坏有免疫原性的淋巴细胞，抑制抗体形成，加速抗体的破坏；还能激化异常自由基反应，从另一环节上抑制免疫功能。

    笔者见着太多这样的环境应激引发疫病流行的病例。在产房体况极其良好的仔猪，23日龄断奶，转入有保温棚的保育舍。由于存在并群应激，高密度与恶劣空气的应激，霉饲料的应激等等，在转入3天左右发生咳嗽，7天左右发生喘气病例，随之波及1/3-1/2猪群，治疗效果差；送检多可检出PCV2，PRRSV，Pmc，S.S，HPS等等（因为它们本来就存在在猪体内），并冠以“混合感染”的诊断。采取移走病猪，减少密度，每天细粒喷雾两次，减尘消毒等措施，几天就控制了病情，移出的病猪部分不治而愈。近一年半，笔者接诊近六十场次，只见到五个蓝耳病病案，一个案例为接种进口活疫苗引发，其余四例均为高度霉变饲料诱发。
环境应激因素的四维病理效应使得应激因子的致病作用得以协同、加强、持续。原本与许多病原微生物可共处稳态的猪群，在它们的作用下变得极易发病。正因为猪场内存在上述许多引发疫病流行的必然因素，那怕将猪场建在十分荒野的地方，若不除去场内固有的致病因素，疫病的发生仍然是必然的，只是时间上迟早而已。

    3. 猪场防疫的重点应在场内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既然猪群疫病中的绝大多数病原原本就存在猪群中，诱发疫病流行的众多应激因素也在猪场内，猪群与病原微生物的相对共生关系随时可以被破坏，那么猪场防疫的重点应在场内，而不是在场外。

    3.1做好基本免疫，是场内防疫的重要措施。用主动免疫来预防场内疫病流行的基本免疫谱是HC、PR、PPVD、JE、FMD。因为这些疾病的病原与猪群的关系仍以寄生为主或对某阶段猪呈现寄生关系。当然应参照猪场具体情况有所增减。有效的基本免疫可以保证猪场免受大的疫病肆虐。但是，我国用疫苗未能消灭猪瘟，全球用BCG苗未能消灭结核病的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长期的弱毒疫苗接种会带来疫苗弱毒与野毒的变异等等，会使疫病的防制更加复杂化。著名的医学家H.H.Kleeburg在《人畜共患病》一书中写道：“我们现在还不能控制这些分支杆菌，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与它们共处”。因此，建立健康养猪的小环境、培育健康体质的猪群、消除目前猪场普遍存在的应激因子、建立猪——病原微生物系统的稳态是防制疫病的最本质的措施。

    3.2提高猪群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是获得有效主动免疫的基础。巨噬细胞的功能是非特异免疫功能的重要部分，没有巨噬细胞有效捕获、提呈疫苗抗原，特异性免疫应答就不会发生，或发生的滴度低下。保证猪群正常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良好的环境。目前影响猪群免疫功能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是饲料中的霉菌毒素，特别是普遍存在的玉米中的霉菌毒素。霉菌毒素影响免疫功能的微量性、隐蔽性、持续性、蓄积性，还有泛嗜器官性、中度与重度中毒的不可逆性多被人们忽视。养猪人应该树立没有安全玉米的观念。众多猪场免疫整齐度差的元凶就是霉菌毒素。霉菌毒素对后备种猪与仔猪的首免影响最大。

    3.3环境因素对猪群发病的影响在某些意义上讲胜过疫苗接种和免疫增强剂的应用。

    3.3.1免疫增强剂的应用不能代替环境的改善。去年初冬，许多猪场一直应用几种不同的免疫增强剂，猪群健康状况很好，但是一蒙保温棚，由于低劣质量的空气等应激仍然发生了PRDC，采取除去环境应激因素的措施后几天就中止了疫病流行。同样，在今年的疫病流行中，许多猪场在坚持应用免疫增强剂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疫情。免疫增强剂只能使免疫功能低下者的免疫功能恢复正常，对正常者并无再提升的作用。若存在众多不良环境应激因子，免疫增强剂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3.3.2疫苗的接种也不能代替环境的改善。许多人认为EP是引发PRDC的元凶，尽管哺乳期接种了EP疫苗，但因保育舍保温蒙棚后空气质量恶劣终归还是发生了PRDC。不少基础免疫良好的猪群，当转入应激大的环境中，仍然发生了基础免疫外的疫病的流行。这充分说明疫苗的接种并不能代替环境的改善。
一种有效的疫苗接种只能预防一种疫病，而在良好环境中造就的良好体质的猪群可以与病原微生物群共处稳态，抵御多种疾病的发生。

    3.4远离弱仔。弱仔与霉菌毒素构成了猪场疫病流行的启动因子。弱仔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要尽量减少弱仔，特别是那些免疫功能低下的弱仔。

    综上所述，猪业的防疫重点应该在场内。养猪人不应以孤立、静止、绝对的眼光传承前人和外国的经验，处理新的问题；不要过分依赖疫苗（包括自家苗）、过分依赖免疫增强剂，更不应依赖药物保健与药物治疗，摒弃工厂化生产中不符合猪自然习性的措施（如母猪定位栏等等），重视环境的综合性改善，重视环境福利的每一细节，建立猪群——病原微生物系统的稳态，这是我国养猪业走出疫病肆虐的迷魂阵，迈向健康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