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美国和加拿大的养猪生产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是因为两国饲料谷物之类的原料价格联系紧密，另一方面是因为加拿大有大量的断奶仔猪运到美国进行肥育和屠宰。许多加拿大生产者甚至愿意在美国猪场里保留仔猪的所有权。这说明如今“最佳”的生产系统必须要考虑到汇率变化造成的财务风险。

    北美最近一轮饲料涨价涨得很高，加上美元非常疲软，估计加拿大的生产者会首先缩减生产规模。在养猪业的下一波盈利当中，“最佳”的生产系统会具备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

    存不存在适用于北美的最优化的生产系统？
    简单迅速的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没有 - 不存在一种最优化的生产系统。这个问题更恰当的提法是，“最佳”的生产系统之间有什么共性？如果我们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哪怕只是回答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必须考察北美养猪业的发展趋势。

    北美的生产系统
    请注意，我说的是“北美”的养猪业，而不是加拿大的养猪业，也不是美国的养猪业。去年加拿大养猪生产者经历的严峻现实说明，加拿大的养猪业和美国的养猪业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汇率的变化会给这种联系带来风险。2007-08年度晚秋早冬时节，养猪业市场供应量突破历史纪录，造成猪价下跌，而且受需求影响，两国的饲料谷物价格飞涨。涨价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家畜（肥育牛、猪和家禽）存栏量大、生物燃料部门迅速增长，以及美元贬值造成美国饲用谷物的出口需求大幅增长。

    加拿大的养猪业与美国养猪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过去9年当中，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架子猪（美国农业部定义为体重小于55kg的生猪）数量稳步增长，2007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图 1）。2007年，加拿大有647万头架子猪进入美国。按每头母猪每年断奶22头仔猪计算，这相当于294,000头母猪的产量。按2007年10月1日加拿大母猪存栏头数为1,560,000头计算，2007年出口到美国的架子猪几乎占了加拿大总断奶仔猪头数的19%。

    美国生产者需要架子猪，而且美国的生产者在新建产房和生长猪舍的过程中受到诸多法规的限制，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进口的需求。

    许多情况下，断奶-肥育猪场原先都是分娩-肥育场，这些场卖掉了母猪，但仍然希望继续养猪，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用猪粪来给玉米、大豆等作物施肥。

    对许多肥育猪场来说，建造大型母猪场的机会不多，或者他们觉得那样风险太大，或者他们的长期打算是退出养猪业。这样，他们就需要外购架子猪。

于是美国中西部的这些养猪生产者就从加拿大生产者那里购入仔猪，既避免了饲养母猪带来的长期风险，又能通过养猪生产来创造效益。

最近，美国许多从事谷物种植业的农民纷纷投资养猪生产，希望能获得大量猪粪，作为农田的肥料。许多情况下，这些农民拥有猪场的设施，同时把主场的管理事务外包出去，通过第三方来协调养猪生产。

    有个现象很有趣，那就是法规的变化会影响生产系统发生相应的变化。过去10-15年当中，养猪生产方面的分区规定以及污染控制许可方面的要求趋于严苛。对于不论什么规模的猪场，这些法规都会造成成本增加。不仅新建猪场的选址和建设过程变得更复杂，而且记录方面和污染控制方面的要求也造成运营成本增加。这样一来，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小规模的猪场要么停止扩大生产规模，要么退出了养猪业。实际上，这些政策对大型猪场更有利，因为大猪场的猪多，这些成本分摊到每头猪上的数额就相对较小。而且大猪场也有能力专门安排人工来处理法规要求的文档记录工作。

    依阿华和明尼苏达南部的断奶-肥育猪场规模常常是2400头。之所以选择这个规模，是因为，这个规模刚好够小，不需要申请州运营许可，而同时又够大，能够获得规模效益。

    经济方面，最初促使加拿大养猪业与美国建立联系的是加元-美元汇率。1990年代末、本世纪初，加元汇率曾跌到1加元仅兑换0.67美元。这意味着，加拿大人如果按32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一头猪，就能收到47.75加元，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加拿大种猪场的扩张。2007年底，美元贬值，1加元兑换0.98美元。同样32美元的价格，加拿大人只能收到32.65加元，仅在汇率变化上收入就减少了32%收入。另一方面，美国任何时候都是按32美元的价格购买加拿大的猪，因为加拿大的猪在美国养猪业总量当中占的比重是很小的，他们不会专门为加拿大的猪调整价格。

    下一代的生产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
    尽管从现在的经济状况来看投资生产设施未必合适，但将来某个时间还是会需要这方面的建设。这方面投资的着眼点应该是获得“最优化的”生产系统。这种“最优化的”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几年前所无法达到的生产目标（表 1）。那么又有了新的问题 - 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答案就在母猪、设施、人员以及资金等这些资源的分配利用上。

    在生产过程当中，人是关键的因素。尽管在养猪业当中我们总是讲“科学”，但最佳的生产系统重视的是从事饲养“管理”的人。在成功的生产系统当中，不仅要雇用合适的人员，而且要花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对他们进行培训和评估。

    第二条重要的因素是设施与实际生产流程的匹配。谈到设施，正如前文所述，依阿华和南明尼苏达（生猪存栏量占美国总存栏量40%）的最新趋势是建造2400头规模的断奶-肥育猪场。如果加上猪场建设成本（场地整理、水井、道路、供电，等等）、许可证申办费用（选址评审、申请费，等等）以及建筑成本，现在断奶-肥育猪场每个猪位的成本是250美元。猪场规模越大，分摊到每头猪上的建设成本和许可证申办费用就越低，因为这两项成本与猪场规模的关系不大。另一方面，只要规模控制在2500头一下，就不必申办州运营许可证。

    关于采用独立的保育场和育肥场还是采用断奶-育肥场，以前存在很多争论。现在业内已经基本明确，断奶-育肥场是更好的选择。这主要是贷款方的政策推动的。

    假如贷款方借钱给养猪生产者建造独立保育场和育肥场，他们就感到风险增加了，因为当前对保育舍的需求很有限。换句话说，假如贷款方借款给猪场建设保育场，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保育场回笼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贷款？反之，如果贷款方借款给猪场建设断奶-肥育场，那就很容易把猪场承包出去。在上中西部地区，租赁肥育场的需求依然很强劲。这种方式能够获得稳定的现金来源，可以轻易偿还贷款。

    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断奶-肥育猪舍总是采用过量畜养的方式，大部分情况下常常是双倍畜养。多余部分的猪只在断奶后5-8周龄间转走。尽管不同的核算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但通常的估计是，与单倍畜养相比，双倍畜养情况下每头猪分摊的设施成本能够降低3美元，甚至更多。这意味着，一家2400头规模的断奶-肥育场进猪的时候要进4800头左右。为了减少日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造成的管理问题，包括通风、断奶仔猪料预算等等，猪场通常要求供应商在2周之内交付所有的猪只。把断奶日龄差异控制在两周以内，还有助于缩短出栏过程，最大限度地提高设施的利用率。

    这样就要求种猪场能够在短期内提供大量的断奶仔猪，这种需求推动了种猪场规模的扩大。按每窝断奶9.3头仔猪计算，要想在2周之内交付4800头断奶仔猪，就需要分娩516窝。要想获得有这么多窝，要么必须从不同的种猪场收集仔猪，要么必须有一个每周生产260窝的种猪场。为了尽量降低蓝耳病、圆环病毒病、猪流感等疾病的感染风险，猪场都会尽量避免从不同的种猪场收集仔猪混养。这样的话，就要求种猪场要有大约6000头母猪，还不算后备母猪。如果考虑到后备母猪栏位的话，这样的种猪场总共需要有6500个母猪位。

    这种超大型的种猪场的好处是可以成批分娩。也可以采用四个1500头以上规模的种猪场，交替分娩，每个猪场每四周分娩一次，每次分娩260窝，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这样，每个断奶-肥育场的仔猪来源可限制在两个种猪场之内。多数大型断奶-肥育猪舍都有两个房间，可以把相同来源的仔猪养在同一个房间内，这样可以降低混养的影响。当然，成批分娩会存在计划方面的困难，比如母猪繁殖周期不同步的问题，等等，而且在分娩的两周当中工作强度会非常大，而不分娩的两周又会特别闲。在美国至少有一家养猪企业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有几个种猪场，相互距离较近，负责分娩和配种的技术人员在不同猪场之间巡回工作。

    这种规模上的演变不是最近才出现的（Key和McBride，2007）。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猪场通常是100头母猪的分娩-肥育场。在这种系统当中，基本的生产单元是20个产箱的产房。常常还有一个180头仔猪的保育舍与产房相连。如果这些仔猪都在本场育肥，那么还需要一套4-500头规模的连续流程的生长-育肥猪舍。

    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段时间，有好多猪场都把母猪卖掉了，但猪场还在，他们外购断奶仔猪或架子猪，继续利用这些猪场进行生产。随着全进全处的好处逐渐被人认识，猪场纷纷寻求从同一家种猪场一次性引进这4-500头猪，并且尽量降低这些仔猪的日龄差异。这样就需要寻找每周能够分娩50窝以上的种猪场。这种种猪场要么采用1200头母猪的规模，每周分娩，或采用350头母猪的规模，每4周分娩一次。

    到了90年代中期，多数肥育猪场的规模是1000头，如果2周之内进满这些仔猪，就需要一家1250头规模的种猪场，或两家350头母猪的成批分娩的猪场。从养猪生产系统的这种演化来看，尤其是规模方面的演化，很明显，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全进全出，以及尽量降低猪群日龄差异。同时也很显然，如今猪舍的设计也都延续了当初采用20个产箱的产房进行连续流程生产时的规格。

    因为种猪场和生长肥育场的投资都很大，养猪业开始更多地关注猪只数量变动（由每周断奶的仔猪头数决定）对生产成本产生的影响。在表格上安排生产流程、根据每周260窝、每窝9.3头仔猪的数据进行财务预算是一回事，现实生产是另一回事。现实养猪生产是个生物过程，生物过程当中存在着潜在的巨大的变异。在“最优化”的生产系统当中，需要通过安排人员和生产技术来尽量降低这种变异。这些生产技术包括信息系统，这种信息系统不仅能够记录数据，而且还能对将来的生产变量进行预测。

    “最优化”的生产系统不是凭空地进行决策。成功的生产系统通过顾问团队进行决策。注意，我说的是团队，而不是一系列的顾问。要让动物健康顾问、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和营养师坐到一起来，这非常重要。生产、财务以及法律要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所有的成员都要了解他们的建议对其他成员的建议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实践中常常是一位顾问来到猪场，在不了解其它限制因素的情况下就被要求提供建议，这是需要避免的。在顾问团队之间共享信息事关养猪企业的成败。

    同时提示，美国大学和农业部研究与推广部门降低了推广力度（Fuglie和Heisey，2007），加拿大相关部门对加拿大生产者的推广服务也同样不如以前，现在要想获得新技术和信息将需要付费。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生产者需要付钱给顾问才能获得某种生产需求方面的信息，可是这些信息以前可能在大学的研究报告和推广专家那里可以免费得到。现在政客们都在和赤字奋斗，而且农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当中占的比重越来越轻，看样子公共信息越来越少的趋势还会继续。这种情况下，公众信息越闭塞，那些积极获取信息的生产系统就越会受到更多的益处。获取信息有多种方式，可以是对专业研究设施进行投资，也可以是同行之间讨论、共享信息。

    结论
    “最优化的”生产系统所涉及的许多因素常常与猪的个体性能关系不大。由于养猪经济与猪场规模之间的联系，加上各种法规要求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现在“最优化”的生产系统比以前要大得多。科学信息是生产系统决策过程的根据，但参与日常饲养管理的高素质的人员才是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