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讯：

　　袁松松(左)和黎兵春(右)去看望袁隆平。

　　袁松松和一有意加入合作社的种粮大户讨论水稻种植。

　　袁松松在察看秧苗的生长情况。

　　在深圳，一些人面对不顺的时候会开玩笑说"我只好回老家去种田啦"，惯性思维里，回乡种田似乎是一种最后的无奈选择。

　　如果我告诉你，有两个青年回乡种水稻，年收入达到数百万。其雇佣的员工，年收入最少的也在5万以上，多的则达到了30万，而且享有大量休假包括三个月的年休假，你作何感想?

　　这两个年轻人就是袁松松和黎兵春。2008年12月，在深圳公安机关工作的江西小伙袁松松辞职回乡种粮，晶报报道后曾引起轰动。到今天，袁松松和同是返乡种粮的黎兵春所联手创立的"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旗下已有5万亩稻田，机械化程度达到80%。

　　两人说，劳动力外流、土地经营权流转让规模化耕种成为可能

　　很多"破例"仍艰难

　　2008年年底，袁松松回乡前，曾说让他下定回乡决心的，是两个原因：1、他曾给袁隆平写了多封信讲述自己想成为种粮大户的梦想。袁隆平承诺会给他提供技术支持。2、他给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写了一封信，说想了解国家未来对于土地、粮食等的政策。苏荣亲自给袁松松打来电话，介绍了江西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政策和构想

　　2013年，再见袁松松，他说其实最大的原因是：2008年孩子在老家因为意外夭折了。袁松松说自己当时的感觉是：在外面混和孩子不在一起，和父母不在一起，和从小生长的土地不在一起

　　父母对袁松松的回乡是反对的。父亲说"种田没出息又累，你已经出去了为什么要回来。"

　　2009年年初回乡后，当地团市委的"青年创业扶持计划"给了袁松松60万贷款，袁松松说能拿到这么多贷款算"破例"了。有了资金，接下来就是要找大片土地，袁松松听说隔壁乡政府手里有不少田，于是找到了自家所在乡的书记做工作，最终拿到了830亩田。

　　袁松松说，贷款多、领导帮忙，都有"破例、树立典型"的意思。不过起步仍然很艰难。830亩土地有半年是淹在水里的，只能种一季，有几十亩地还不能种水稻。而土地的租金比小块正常土地还贵。

　　为了方便管理，袁松松在田头搭了一个窝棚。一天，刮大风，窝棚的顶被掀了，里面的电视机、床、衣服什么全部浇透了，请来的雇工吓坏了，趴在床边一动不敢动

　　农业似乎与时代脱节了

　　第一年下来，830亩田的净收入是8万块。收获时父亲很高兴，可袁松松却觉得，每亩田的净收入太少了，他总结了问题所在

　　袁松松发现了很多问题：承包的田在隔壁乡，谷子拉到自己家附近晾晒，运费花了不少;联合收割机是还在磨合期的新机器，浪费了好多谷子  这些问题，他自己能解决，而有些问题则不能。

　　比如，种田的成本之一，是化肥、种子等"农资"，农资的市场价和出厂价差距很大。袁松松曾到九江的一个化肥厂想直接从厂里买化肥，化肥厂表示"年需求达到200吨我们才和你交易。"200吨意味着需要有数千亩田  别的农资采购中，袁松松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还有，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并没有一套公开公正的规则。830亩田第一年承包到期后，因当地村民反对便很难继续承包。

　　南昌附近曾有一片面积达7000亩的土地发包，提出了要"龙头企业"、"一次性交纳1400万保证金"。而农业经营者无法像工商业那样拿到贷款。袁松松说"农资设备、农村房子、土地承包权都不能抵押，城市里订货合同也可以变成钱，农业却只有靠自有资金起步。"

　　国家政策在农业里似乎也不起作用。比如国家对种粮有补贴，可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真正种田的人根本拿不到，有原始承包合同的人却凭空拿走。更荒谬的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物的荒田一样有补贴，粮补变成了地补

　　在工商业里存在的许多现代规则和手段，在农业里并不存在，"农业似乎与时代脱节了"。

　　袁松松认为，要拥有与农资厂商谈判的话语权，必须有更大的规模，而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够，他决定成立一个合作社，他的合作伙伴是黎兵春。

　　九隆合作社的超常发展

　　黎兵春是个来自农村的70后，办过企业做过商业，有一定资金实力。他早在2008年就曾找袁松松谈合作。黎兵春说，农业问题越来越多矛盾突出，而从商业角度来说，问题越多机遇就越大。而在农业里，“大农业才是至关重要的，人再怎么过，大米离不了。”“种粮的农民相当困苦，真正想帮助他们的人不多，国家政策很好，许多农民却享受不到政策红利。”

　　黎兵春说，他看好和袁松松的合作，一是因为“世界最大的农业品牌就是袁隆平”，袁松松之前已经和他有联系，“有一个好的平台会很不一样”；二是因为，袁松松在策划、组织材料、资源整合方面很厉害。“他缺的是资金和社会经验，而我有这些。”

　　2010年，江西省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成立，袁隆平亲自题写社名。袁松松说，最初本想用“九龙”的名字，袁隆平认为会与香港九龙混淆，于是从自己的名字里取出一个“隆”字来命名。袁松松与袁隆平虽然都姓袁却非亲非故，袁隆平甘当人梯，纯粹是出于对有种粮理想的青年的支持。袁隆平为合作社提供了大量优质种子和技术指导。

　　有了黎兵春的运作，袁松松的许多设想不再停留在纸上。

　　首先他们拿到了大量土地的经营权：南昌附近的7000亩土地，虽然已被某龙头企业承包了，但该企业只是想转包获利，加价后他们拿到了经营权；南昌附近某前劳改农场的土地，通过公开竞标拿下，1700亩；共青城附近一个村围湖造田的土地，5000亩……

　　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拿到经营权的土地已经达到2万亩。袁松松说，几年里，有许多人开始做“合地”的生意，也就是把一家一户几亩几亩的土地通过协议的方式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加价打包转让。袁松松举例说，自己家所在的村2008年还找不到大片土地，到了2010年，已经联成一片的130多亩土地由父母接手种。邻村曾经荒芜的70亩土地，部分已经荒芜了12年，去年全部被开出来，重新向外发包经营权，“兼并转让每天都在进行”。

　　而关于土地经营权转让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曾经为找几百亩土地焦头烂额的袁松松后来觉得，很多信息自己完全没有精力财力去接手。于是就免费把“资本能力以外的信息”转给其它种粮大户，而这些种粮大户因此加入合作社。此外，合作社主动上门找到很多大户，邀请他们，而合作社能给予他们的，是各种信息，比如有什么好品种、好做法，哪里有土地流转，有什么新政策出台等等。而最实惠最重要的，是合作社能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拿到各种农资……

　　规模带来的谈判资格

　　因为上了规模，2011年，合作社直接和山东的一家化肥厂对接……到现在，几乎所有农资，合作社都能拿到出厂价。

　　袁松松说，市场价和出厂价相差很大，市场卖60多元的种子合作社拿到的价格是42块，综合算下来，每亩田在农资采购方面能节约15%—30%，也就是60元一亩。而合作社目前并没有从中获取太多利润，“我们的想法是先上规模，给农民尽可能多的实惠，我们要拿的差价是现有规模和更大规模之间的。”

　　有农资企业提出，不能直接冲击传统市场，于是合作社创造了一种新模式：“合作社成员购买农资按接近市场价购买，年底以分红形式把差价返还。”

　　因为合作，贷款的问题也出现了变通解决的办法，景德镇某化肥企业主动提供担保，让银行给合作社授信，合作社购买化肥，而银行则直接把钱打给厂家。

　　目前，合作社旗下已经有5万亩土地，3万亩是社员们自行承包后加入的，2万亩的经营权则是合作社自行拿下的，其中7000亩转包给社员，13000亩则由合作社雇工人自行耕种。

　　农业传统形象需要改变

　　黎兵春说，其实现代农业与工商业并没有什么不同，从业者也不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目前合作社是要“把所有的环节切开，每个环节都采用多种方式经营，减少风险。尽可能机械化。”

　　合作社雇请的农业工人目前在100名左右。黎兵春说，他们许多人之前就是种十几亩田的普通农民，而在合作社则管理着150亩以上的土地，“要把他们打造成产业工人”。

　　合作社的工资制度，是基本工资+奖金，最底层工人的年基本工资也有5万，也就是说“哪怕他管理的田地亏掉也有5万”，而管理土地的面积越大，收入也就越高，最高的达到40万，年收入二三十万的“很普通”。而管理面积的大小在于“管理能力的大小”。

　　因为农业的特殊性，这些人每年还有3个月长假，其余的9个月，休息日也很多，“他们也可以有双休日，也可以有上下班”，“除了农忙，都比较松散”，“比在工厂轻松多了”。

　　黎兵春说，现代农业和大家传统中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而黎兵春自己也拥有相当的自信：“我向部长汇报，和大企业董事长级别的人谈判，和院士、大学教授们交流，我不觉得从事农业有什么低人一等的地方。农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需要改变。”

　　黎兵春说，目前合作社每亩田的盈利在500元左右，合作社将大量收入投入了培训、生产，即使如此，去年的利润还是达到了200多万。

　　有些事情正在逐渐变好

　　关于农业贷款难的事情，袁松松曾写信给银监会领导尚福林，不久后，就有本地银监局的领导来找他调研，说会逐渐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江西省已经出台政策，5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每亩可以拿到500元的贴息贷款……

　　黎兵春说，最近与他接触的银行不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银行会对合作社授信，而合作社可以担保让农民贷款……有土地经营权就能贷款也不是不可能。

　　目前，合作社正在申请与袁隆平的实验室合作，做“第四级攻关”。在此之前，袁隆平的种子在现实生产中已经实现了亩产700、800、900公斤，而第四级是亩产1000公斤。

　　不过黎兵春说，目前关于政府手中种粮土地经营权的竞标，似乎还是没有严格的规定，他们还是只能从很多“二道贩子”手里转包……

　　未来：

　　让想建立家庭农场的人都如愿

　　让安全大米直接走进百姓家

　　现在，如果有青年想从事农业，是否容易呢？

　　袁松松说，最起码找大片的田地比他当年容易多了，现在他手里就有很多信息，想找到大片土地不是难事。

　　而且，如果和合作社合作，现在需要的启动资金比以前少了许多。比如，当年种100亩田可能需要启动资金十几万，而现在如果有100万甚至可以撬动5000亩田，因为许多企业与合作社熟悉后，愿意先给农资，收获后再收全款。所以，如果有几十万，想创业又对农业感兴趣，完全可以找到合作社，建立起一个家庭农场来。

　　黎兵春说，没有任何积蓄，但是有一些知识，对农业有热情，肯吃苦的人，合作社也很欢迎。他下一步就准备为年轻人搭建一个农业的创业平台，有积蓄投入一些也可以，没有积蓄有热情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一两年之内年收入达到10万、20万，可能性也很大。

　　袁松松说，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很严峻。而食品安全之所以难以掌控，就是因为中间环节太多，消费者无法监督生产者。而对生产者而言，目前粮贩子经常到各地一家家攻破廉价收购。而合作社将来则希望能直接面对消费者，把生产大米的社员的照片贴在大米口袋上，让农民直接面对购买大米的家庭，米便宜了，也安全了。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袁松松说可能还是得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

　　黎兵春前不久刚组织召开了水稻产业链发展研讨会。他说，目前合作社只是完成了产业链上半部分的简化，让农资采购实现“颠覆性的采购”，而如何简化大米从农民进到城市家庭的环节，实现“颠覆性销售”，则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黎兵春说，目前有很多企业试图搭建类似的农业销售平台，深圳的安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他们正在谈合作。

　　日前，晶报记者在深圳见到了安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勇。罗勇说，从三聚氰氨到毒大米，一次又一次危机，让他们关注农业，也看到商机。

　　过去的两年多里，罗勇走遍江西、湖南、湖北、广西、云南、安徽等地，试图与最基层的农民建立联系。目前安品资本关于安全食品的网站已经上线，试图通过送食品安全意外险的方式，聚集大量客户，在有了大量客户之后，建立起从产粮大户直接到小区代理商乃至家庭的渠道，“省略一切中间环节”。

　　安品资本之前是建立各种防控网络的专家，他们计划在未来，把“监控器安在稻田的田间地头，安在蔬菜大棚里”，通过这种网络，如果愿意，每个家庭都可以看到自己最终购买的食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违规喷洒农药、冒充产地等问题将被杜绝。而这些粮食、蔬菜的价格还会低于现在的市价，并且“拥有特供的标准”。生产过程是全程可追溯的，一旦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被追查到源头，然后曝光，该生产商信用将破产。

　　罗勇举例说，目前市价卖3块的大米，生产商那里可能只卖2块2。而如果加上各种管理和监控成本，安品卖给客户的米可能是2块8，低于市价且安全。

　　黎兵春说，食品安全问题让一种崭新的“物联网”销售模式在传统农业上成为可能，据他所知，华东某企业已经部分实现这种设想并做到相当规模。

　　黎兵春说，他未来想种的不止水稻，还有玉米和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