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猪肉产量快速增长，目前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占世界猪肉产量的比重由20 世纪80 年代初的20% 左右上升至目前的近50%，人均猪肉年消费量已经超过40 kg，达到欧盟的平均水平。可以说，我国已经总体上解决了猪肉的供给问题，但在基本告别猪肉短缺时代的同时，生猪产业也在酝酿着深刻的结构性转变。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我国生猪产业正逐步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在此背景下，我国生猪市场波动、国内居民消费以及产业发展环境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供给结构调整和产业竞争力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主题。本文将从生猪产业发展的环境和背景变化出发，对我国生猪产业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

1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背景和环境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未来仍将深入推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合计份额由1978 年的72.3% 上升至2016 年的91.4%，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大幅下降，由27.7% 下降至8.6%，但目前仍然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长期在1% 左右变动，欧洲发达国家如英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近10 多年来都在0.7% 左右变动，因此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第一产业比重也会相应下降（图1）。

2016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2020 年城镇化率的目标是60%，有专家预测，到2030 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于生猪产业发展存在两方面的影响。有利的方面是在产业链上形成产业的支持，并提高居民收入，促进猪肉消费量；不利的方面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资源要素的竞争中相对更有利，从而挤压生猪企业的生存空间，使生猪生产成本上升，成本上升引起的供求重新相互适应过程很可能引起比较剧烈的市场波动。

经济步入新常态

目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增速相对以往高速增长的时期将有所放缓。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消费需求，也会对猪肉需求的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对猪肉户外消费影响较大。

由图2 可以看出，近年来经济增速的下降对餐饮业收入增长影响明显，餐饮业同比增速呈现阶梯式下降，而猪肉消费是餐饮消费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可以推断，猪肉户外消费增长放缓。目前的发展思路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来突破经济新常态的限制，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生猪产业中，区域布局和产业组织的结构性调整以及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逐步嵌入生猪全球价值链

近些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加深，在价值链中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主要被欧美等发达国家控制。在上游环节，我国原种猪越来越依赖于国外，主要进口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和丹麦等国家。

2001—2007 年， 我国种猪进口量基本在3 000 头以下，之后大幅度增加，2008、2011、2012、2013 年的进口量都达到10 000 头以上， 2013 年进口量高达19 404 头，尽管2014—2016 年进口量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图3）。

在饲料环节，猪饲料所需要的豆粕基本上全部来源于进口大豆，主要进口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2016 年我国大豆进口量已经达到8 323 万t，占国内消费来源的比重接近90%（图4）；在预混料方面，帝斯曼、泰高等化工巨头在高端产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疫苗方面，美国的硕腾、德国的勃林格殷格翰等大型跨国医药公司基本上占领了国内的高端市场。

在上游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的同时，养殖环节也直接面临着国外养殖业的直接竞争，近年来我国猪肉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欧美等生猪养殖业发达国家， 猪肉进口量大幅度上升，2012 年以后，我国每年鲜冷冻猪肉进口量都达到50 万t 以上，2015 年达到78 万t，2016 年又升至162.03 万t，占国内消费的比重接近3%（图5），这进一步说明我国猪肉的生产和消费都在逐步融入世界市场。嵌入全球价值链拓展了我国生猪产业的发展空间，使得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变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我国生猪产业受制于跨国公司的风险，并增强了国内外市场的互动性，导致国内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减弱。

2 未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面对国内外经济和产业的新变化，未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成本上升和需求放缓的同时，会出现需求层次上升、区域布局结构调整、产业组织优化及技术水平持续提升等积极因素。未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价格波动与国际市场的同步性增强

在我国生猪产业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国际猪肉市场的波动会通过猪肉和饲料原料贸易、市场信息流动等途径传导到我国市场，同时，由于2015、2016 年猪肉进口大幅度上升，我国生猪市场自身的周期性变化也会对欧美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生猪市场与国际市场变动的一致程度将更高。近年来，我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与美国以及欧洲的生猪市场价格走势的关联程度已经有所增强。

由图6 和图7 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生猪价格高于欧美，但我国与美国和欧洲的生猪价格走势基本相近，尤其是重要的价格转折点在时间上都比较接近。与国际市场的同步性增强，一方面说明我国生猪市场未来将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会受到国际市场因素的冲击，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我国针对生猪价格波动采取的政策措施可能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变化，进而反馈到国内市场上，从而减弱国内市场调控政策的效果。

消费量增速放缓，消费层次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猪肉消费总量经历了高速的增长，由1979 年的995 万t 上升至2016 年的5 456 万t，人均年消费量由1979 年的10 kg 上升至2016 年的近40 kg。在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及居民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猪肉消费量增速会放缓，同时消费者对安全和高品质产品的需求量会增大。

第一，消费量增速放缓。近年来，猪肉消费量增速已经开始有所下降，2001—2005 年，猪肉消费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2.85%，2005—2010 年降至2.30%，2010—2016 年又进一步下降至1.20%，在消费总量增长放缓的同时，人均消费量也逐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1990 年，我国人均猪肉年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水平（20 kg 以上），2008 年我国人均猪肉年消费量为35 kg，在2013、2014 年已经超过40 kg 基本达到了欧盟近42 kg 的平均消费水平（图8）， 如果以欧盟的消费水平为参照，我国人均猪肉消费增长的空间有限。总体来看，未来由于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居民收入的进一步上升，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我国猪肉消费总量仍然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难以重现以往快速增长的局面，预计2030 年人均猪肉年消费量接近44 kg，全国消费总量达到6 100 万t 左右。

第二，消费层次上升。在消费总量增速放缓的同时，由于居民收入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高收入群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需求会出现分层，即更多的居民不再仅仅购买同质的猪肉来满足动物蛋白和脂肪的基本需求，而是会增大对于高品质猪肉以及各种特色猪肉的需求。尤为突出的是消费者对猪肉的质量安全水平要求会更高，根据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2013 年和2014 年针对广州居民的调查数据，2013 年，有14.9% 的消费者对于安全猪肉给出5 元以上的溢价水平，到2014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0.2%（图9），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强度会增加。

生产成本进一步上升

自1990 年代以来，我国生猪生产成本在持续上升，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平均成本由1991 年的3.13 元/kg 上升至2015 年的14.16 元/kg，逐步超过美国、丹麦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生猪生产成本仍然会继续上升，并进一步拉开与欧美国家的差距，未来导致生猪生产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供给偏紧，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获得的工资将会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将面临用工短缺的局面。2012 年中国农村人口为6.95 亿人，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到2022 年中国农村人口将净减少1亿人，农业劳动力将进一步减少，这会导致农业领域的工资上升，最终推动我国生猪产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会进一步增大，在国内粮食生产效率不能迅速提升的情况下，粮食的进口量也会进一步增加，因此饲料原料的价格会进一步上升。此外，我国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总体趋紧，粮食生产成本仍然会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也会促使饲料成本上升。由表1 可知， 我国粮食价格全面高于欧美国家，这种局面预计在短期内难以扭转。

第三，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畜禽养殖业成为重要的污染来源。养猪业是畜禽养殖业中规模最大的行业，污染物排放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为治理养殖业的环境污染问题，2014 年以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如新的《环保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打好农业面污染防治攻坚的实施意见》、《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都对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治做出了规定，这会显著提高养殖业的进入门槛，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生猪养殖成本。

第四，近年来，在经历了牛奶的“三聚氰胺” 以及猪肉的“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后，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全社会关注。未来社会各界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治理力度会进一步加大，企业质量安全的投入成本也会上升。

第五，2006 年以来，我国生猪疫情比较严重， 尤其是在2006 年和2011 年先后爆发了猪蓝耳病和仔猪腹泻，引起了大量猪只死亡，养殖户受到严重损失。2012 年以后，我国生猪疫情总体比较平稳，但未来形势仍不乐观。严峻的生猪疫情形势会加大生猪养殖户和企业的预防和治疗费用，从而增加成本。

1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背景和环境变化

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

经济步入新常态

逐步嵌入生猪全球价值链

2 未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面对国内外经济和产业的新变化，未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成本上升和需求放缓的同时，会出现需求层次上升、区域布局结构调整、产业组织优化及技术水平持续提升等积极因素。未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价格波动与国际市场的同步性增强

消费量增速放缓，消费层次上升

生产成本进一步上升

区域布局再调整

目前我国生猪生产的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关系密切，各地区生猪养殖量与当地的人口数量基本呈一定比例，其原因首先是以往我国生猪生产以散养户为主，大规模养殖场较少，所以生猪生产比较依赖人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各地广泛存在的农业人口成为生猪养殖的主力军；其次，我国居民的猪肉消费习惯以鲜肉为主，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足时，活猪运输成本较高，所以生产靠近消费的情况比较普遍。由于目前各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速度存在差异，资源禀赋条件也有所不同，未来我国生猪产业的空间布局可能会出现两方面的变化趋势。

第一，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环境控制力度的加大以及生猪养殖成本的进一步上升，生猪生产会进一步向资源相对丰富、环境承载能力较强、交通运输便利、消费需求旺盛或靠近主要市场的地区转移，如东北、西南地区以及中部传统的主产区是转移的主要目的地。近几年这一趋势已经逐步显现，2011—2015 年，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4 个沿海省份的生猪出栏量在全国的份额由15.7% 下降至13.6%，其中浙江下降最明显，由2.92% 下降至1.86%，福建由2.95% 下降至2.41%， 东北三省在全国的出栏比重由8.71% 上升至8.76%， 其中黑龙江由2.47% 上升至2.63%， 吉林由2.24% 上升至2.35%，辽宁由4.01% 下降至3.78%。地处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在全国的出栏比重由4.48% 上升至4.87%，另外，河南、湖北、湖南以及山东几个资源条件较好且生猪产业比较有基础的省份在全国的出栏份额由28.8% 上升至30.3%， 其中河南由8.10% 上升至8.71%，湖北由5.85% 上升至6.16%，山东由6.40% 上升至6.83%。

第二是地区之间的分工加深。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生猪养殖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沿海地区技术水平较高，内陆地区资源丰富、环境承载能力强。未来有可能基于这种互补性在生猪产业上形成一定的分工。沿海省份的生猪企业可能更专注于发展种猪育种产业，为内陆地区提供种猪或仔猪，内陆地区的一部分养殖户或企业专注于生猪育肥环节，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两类地区的优势。在国际上，相邻国家之间在生猪产业链上的分工可以为我国提供启发。美国每年从加拿大进口大量仔猪，在最高峰时每年的进口量达到1 000 万头，近年来虽有所减少，也维持在400 万头以上，主要原因是加拿大仔猪的生产效率更高，仔猪价格较低。仔猪的进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的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猪肉对外的出口，可见加拿大和美国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产业链分工。在欧洲，丹麦和荷兰的生猪育种技术水平很高，种猪的繁育能力较强，德国的生猪养殖技术和猪肉屠宰加工能力较强，因此，德国每年从荷兰和丹麦进口大量仔猪，如2015 年，德国从荷兰、丹麦几个欧洲国家进口仔猪数量在1 300 万头左右，占其生猪屠宰量的20% 以上；丹麦2015 年仔猪出口数量为1 200 万头，占本国生猪产量的38% 以上，同时丹麦2015 年从德国进口了14.6 万t 的猪肉和猪肉制品。

生产组织结构持续优化

生产组织结构优化的第一个方面是养殖业的规模化程度提高。由于生猪产业环保要求进一步提高，疫病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养殖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紧缺，我国生猪养殖业进入门槛越来越高，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数据，2012年以后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户的成本都超过了中规模和大规模户，而且大规模户与中规模户之间的成本差距也在缩小，说明我国生猪产业规模经济的特征在逐渐增强（表2）。

近年来虽然规模化发展的速度较快，但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户的比重仍然较高。2015 年，我国年出栏500 头以上的养殖户所占比例为43.3%，年出栏1 000 头以上的养殖户出栏比例为31%，年出栏3 000 头以上的养殖户出栏比例仅为20%，这与欧美国家有较大差距（图10）。

2010 年，丹麦、意大利、荷兰、英国、西班牙存栏1 000 头以上的猪场存栏比重都超过了80%， 法国和德国的这一比重分别达到77.1% 和64.5%。美国2012 年猪场存栏数在1 000 头以上的猪场存栏比例达到了94.7%，存栏在2 000 头以上的猪场存栏占比达到87.4%。由此看来，我国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空间仍然较大，未来规模化发展步伐会进一步加快。

组织结构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各类主体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组织模式。首先是中小养殖户的联合，虽然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规模养殖户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如果中小规模养殖户通过合作社等形式联合起来，加强技术实力，联合采购饲料原料并共同建立销售渠道，则仍然有希望与大型养猪企业相抗衡。其次是以“公司+ 农户”模式为典型的大规模企业与中小养殖场的合作，此种模式可实现大企业与中小养殖农户的优势互补。目前，“公司+ 农户”模式运行最成功的是温氏集团，近年来温氏集团的生猪产业发展迅速，2016 年在全国生猪出栏数达到1 712.7 万头，占全国生猪出栏量的2.5%， 未来“公司+ 农户”模式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再次是托管模式，即专业的猪场管理公司与养殖业投资者合作，由于生猪养殖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门槛较高，初入行业的投资者将猪场转由专业的管理公司来托管可以降低运营风险，也充分发挥了养猪专业人才的优势，美国的派斯通（Pipestone）公司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内近年来也有不少探索，如安徽德林猪场管理有限公司的托管业务得到了行业的认可。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生猪产业链中的各方面要素可能会更灵活地通过网络空间组织起来，形成更为复杂的产业合作方式， 从而催生出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组织模式。

技术水平会有明显提高

目前我国生猪产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这导致我国的生产效率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用2016 年全国的生猪出栏数除以2015 年末能繁母猪存栏数大致得出我国每头母猪年提供上市猪头数为14.6 头，而在2014 年，欧美生猪产业优势国家的这一指标基本在22 头以上， 丹麦和荷兰最高，分别为28.48 头和27.79 头，美国也达到了22.44 头，其他指标如母猪年产胎次、产仔数、日增长量、耗料增重比等也都有较大差距。未来我国生猪生产的技术水平会有明显提高，差距也会有所缩小，其动力主要是2 个方面：

产业组织的优化有利于技术进步

目前我国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趋势以及“公司+ 农户” 等组织模式的推广有利于技术进步。首先，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拥有较充足的资金用于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并可以培养大量的产业技术人才，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其次，大型企业对于现代化的养猪设备、体现高技术水平的饲料、高品质的疫苗以及优秀的猪种产生了庞大的需求，这有利于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生猪全产业链技术水平的提升。

国际技术扩散也会推动技术进步

目前我国生猪产业已经逐步融入世界市场，投资和贸易规模可观，国外的先进技术可以通过投资和贸易扩散至我国生猪产业。目前在生猪及相关产业领域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国外著名的种猪企业如海波尔、PIC、托佩克等都在我国建立了合资或独资公司；在动物保健领域，勃林格殷格翰公司以及美国硕腾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 也建立动物保健品制造厂，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可以通过技术人才在企业间流动以及市场中的示范效应等途径扩散至国内企业。另外，在贸易方面，种猪以及疫苗的进口也会伴随着相关技术知识的流入， 从而提高我国生猪产业的技术水平。相信未来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我国生猪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过程会逐步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提升生猪养殖领域的技术水平，最终在全球价值链占据主动地位。

3 结论与建议

2007年开始，我国生猪产业加快了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的步伐，与此同时，价格波动、环境污染、食品质量安全、成本偏高等一系列问题也变得愈加突出，这些问题既形成了挑战也预示着发展的方向，未来，通过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最终赢得国际竞争力是生猪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为保证这一路径的顺利实现， 应重视以下3 个方面工作。

第一，积极完善猪肉冷链物流体系，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产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区域布局的调整会改变以往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局面，导致活猪和猪肉的跨地区运输量持续增大，如果运输成本过高则会抑制区域的重新布局，而良好的冷链物流体系使得冷鲜肉跨地区的供应更加便利，这既可适应我国居民的鲜肉消费习惯，也可降低由活大猪跨地区运输引起的疫病传播风险，从总体上降低运输成本，最终有利于区域布局的优化调整。

第二，为生猪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现代化生猪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必须依靠有竞争力的生猪企业， 为促进生猪领域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应理顺生猪产业链各环节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各项相关政策，改善生猪企业的营商环境，保证生猪产业投资者具有稳定的预期。

第三，降成本和提质量并重。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一方面要依靠组织模式优化以及技术的进步和推广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多样化产品的供给，从而跳出“红海”，开辟“蓝海”。未来可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猪种资源，发展在品质、功能方面更加多样化的高端猪肉产品，鼓励绿色、有机猪肉产品的发展，同时利用互联网渠道和新的生物技术实现个性化猪肉产品的定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和高层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