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降再降

董广阳认为，能繁母猪出现一降再降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个基础，即胎龄结构偏老是加速淘汰的重要基础；两个驱动力，即猪价同比下跌和环保禁养力度持续加大。

目前能繁母猪胎龄结构偏老已成事实。能繁母猪附加值高，一般不轻易淘汰。若猪价较好，则胎龄较高的母猪淘汰延缓；若猪价下跌至极端情况，胎龄适中的母猪也有可能淘汰。

能繁母猪作为养殖企业最重要的生物性资产，主要功能是提供中间产品仔猪，仔猪占整个生猪养殖成本的25%～30%，是除饲料之外成本占比最大的部分。相比于商品肉猪，能繁母猪饲养时间长、技术要求高、产品价值大，所以除了胎龄达到正常淘汰年限之外，很少会主动淘汰母猪，除非出现例如2014年的极端猪价，才有可能把性能较好的母猪也送去屠宰。猪价一般时，优先淘汰落后产能（胎龄偏老的母猪）；猪价较好时，落后产能淘汰延迟。

能繁母猪胎龄偏老源于2013年盈利平台期。当时，行业认为后市要开始反转，于是大量补母猪。但2014年猪价再次低迷时，行业内散养户开始屠宰母猪，但也是优先屠宰胎龄较高的母猪。后来猪价走向极端的低迷，胎龄结构较好的母猪也难以幸免。

现阶段，2013年～2014年补栏的母猪处于淘汰和不淘汰边缘，目前仍然占比10%，远超理想状态下5%的胎龄比例，其淘汰速度取决于猪价和禁养区范围。目前两方面的预期都很差，所以淘汰力度十分强，这部分产能会在猪价下行和环保持续收紧背景下加速退出。
另外，猪价下行也抑制了补栏积极性。历史上，能繁母猪的淘汰或补栏力度一般由生猪价格决定，通过梳理历史数据，董广阳团队发现能繁母猪淘汰量、净淘汰量与生猪价格均呈现负相关关系。

具体表现为：猪价处于低位，能繁母猪的淘汰量、净淘汰量都处于高位，反之猪价处于高位，能繁母猪的淘汰量、净淘汰量都处于低位。由于本轮猪周期已开始步入下行趋势，养殖户对后期猪价普遍看空，抑制了他们补栏的积极性，养殖户淘汰积极性升高。
据董广阳团队调研发现，河南省及周围的母猪屠宰场已经完全满负荷运行，7月与8月屠宰量分别环比增长24%和19%。同时根据以往经验，11月之前能繁母猪淘汰量将显著增加，综合胎龄和猪价因素，预计年底之前能繁母猪淘汰量将一直保持上升态势。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环保禁养持续压制产能复苏。环保是导致2015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量下跌的主要因素，主要在两个方面影响能繁母猪存栏量。一是禁养区内被动去产能，导致能繁母猪淘汰量增加。二是养殖户观望情绪浓厚，导致能繁母猪补栏量下降。因为母猪是重资产，养殖户补栏会很谨慎。
2015年以来，随着新《环保法》实施，我国禁养区内养殖场清理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铺开。持续的环保政策对我国生猪供给造成了巨大影响，也改变了能繁母猪存栏走势，使得2015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量在高景气周期下逆势下跌，并不断刷新历史最低记录。

存栏多少母猪合理

截至目前，我国年人均猪肉消费量超过4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布瑞克咨询公司分析师林国发分析，我国牛羊肉及水产品产量增加，居民消费健康意识提升，猪肉消费难以显著增加，二胎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猪肉消费预期，但至少需要超过5年后才逐步显现。他们认为在2020年之前，我国国内猪肉产量在5400万吨～5500万吨即可满足猪肉消费，折算生猪屠宰量在7亿头左右。

考虑到散户集中退出，养殖集团快速扩张，伴随着养殖水平和繁育水平提升，林国发预计2020年国内生猪PSY水平提升到20左右，能繁母猪存栏需求量下降至3500万头～3600万头，生猪存栏量在3.5亿头～3.7亿头即可保证国内猪肉供应量。
《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显示，2014年，我国每头能繁母猪年提供商品猪数量14.8头，出栏率155%。规划要求，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到2020年规模养殖场亿头母猪年提供上市商品猪19头，出栏率160%。
PSY的提升对能繁母猪存栏数减少会产生对冲效应，换句话说，在出栏总数不变的情况下，需要的能繁母猪数会减少。董广阳称，胎龄较高的能繁母猪大量淘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母猪不足的现实。同时能繁母猪大量淘汰也带动行业PSY快速提升，预计2017年年底将达到19头。由于生猪育种水平不断提升，补栏母猪的繁殖性能普遍优于同期淘汰母猪，所以行业PSY呈不断上升趋势。

行业内也有分析表示，能繁母猪的合适存栏量为4000万头或4500万头，可见其忽视了我国PSY的提升问题以及我国生猪遗传改良的进程。
能繁母猪作为养殖事业扩张的发动机，生产性能备受瞩目。董广阳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随着能繁母猪的加速淘汰，2017、2018年底，行业PSY将分别达到19与20头。未来，能繁母猪数量有望进一步下跌，但PSY的提高速度不容小觑，整体猪肉供给处于缓慢上升的通道之中，长周期的盈利周期并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在行业整体供给紧平衡的大背景下，头均出栏重量会对猪肉价格产生巨大影响。
在今年3月份的“何方论坛”上，全国畜牧总站牧业发展处处长杨红杰表示，生猪遗传改良过去都说进展加快之后能多产多少商品猪，能够多创造多少效益。现在环境约束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在去产能背景下，实施遗传改良计划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由于提高了遗传生产性能，在保证供给同等数量猪肉的情况之下，可以少养多少猪，这对环境改善将有多大的贡献。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繁母猪数能够降到3000万头或者3000万头以下，实现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杨红杰称，能繁母猪存栏数量不变，按照年均产2胎计算，每年能繁母猪平均产仔数增加0.1头，传递到4000万头母猪，每年多产仔800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