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下乡插队，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锻炼自己，不仅要干挖地、种地、挑粪、除草、收割等主要农活，同样要干些放牛、赶羊、放鸭子、养猪等副业。有一年，我们几个知青就养了一回猪。
　　1969年初，我和刘采君、刘采贵、郑中浩、杨云从离平武县城100多里的深山老林迁到县城附近的长桂公社周家山生产队落户。我们的住处只有一户人家，房东姓黄。老黄三十八九岁，老婆姓姚，育有一儿一女，全家4口人。那时因为我们不养猪，平时嘴馋没肉吃，都是贫下中农每月每户轮流请我们“打牙祭”。
　　不知不觉到了年底，春节快到了，生产队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肉香在山沟里飘来飘去，馋得我们冒清口水。一天晚上在堂屋里烤火时，我们5个知青痛下决心：在新的一年，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养两头肥猪，到明年这个时候，就能像贫下中农那样风风光光杀了肥猪过大年。
　　我们把这事告诉了生产队陈队长。陈队长说：“你们知青不怕吃苦要养猪，这是好事啊，队里两头老母猪就要下崽了，到时候你们抓两只去养，如有困难就直接找我！”于是，我们在住房外靠茅坑边搭了个简陋的猪圈。1970年元月，我们兴致勃勃抓来两只活泼可爱的小猪，一大一小五六斤重。
　　开始，猪小吃得少，我们觉得养猪挺好玩，每天晚上煮一锅猪食就够了。到了六月份，两头猪长到五六十斤，晚上要煮两大锅猪食才够第二天两头猪的“一日三餐”。为了保证每天既能按时出工干活，又能使两头正在长“架子”的猪吃饱吃好，大家商量决定：每天早上一人做饭和喂猪，两人种自留地，两人打猪草。这样一来，我们每天早上再也睡不成懒觉了。天刚亮，我和杨云就要背上背篼到庄稼地里和水沟边去打猪草，有时还要到很远的灌木林去撸猪爱吃的树叶。夏天早上露水大，时间不长，我们下半身的衣服和裤子就打湿了。有几次，毒蛇从树丛和石缝里钻出来，吓得我俩浑身直冒冷汗拼命地跑。平时出工到地里干活，休息时我们也没忘记打猪草。猪小的时候，每天晚上睡前我们还能看看书，唱唱歌，自从两头猪长到八九十斤，我们每晚不仅要剁猪草、劈木柴，为第二天准备好两大锅煮熟的猪食。没养猪前，我们每月磨一次面，打一次米。随着两头猪越来越大，食量不断增加，为了磨饲料，我们每月要往水磨坊跑三四次。为了不影响白天出工，我们只能晚上到磨坊磨面。很多时候我们从高山上下山，在涪江边水磨坊磨完面和猪饲料，提着马灯回到住处，已是凌晨四五点钟。
　　大概在八月中旬，不知什么原因，两头猪躺在圈里无精打采不吃不喝，可把我们急坏了。房东姚大姐看了一眼说：“你们得赶快到公社去请兽医！”那天早上，我从高山上急急忙忙下山来到安场坝正准备过江，不料正遇上涪江涨洪水渡船停摆。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在江边等到下午两点多钟才过江来到长桂公社兽医站。当我和兽医大汗淋漓来到山上，已经下午五点多钟。兽医到猪圈看了一下两头猪说：“这是瘟病，打一针，开点药吃了就会好。”过了四五天，两头猪在圈里又开始撒欢了。
　　夏天过去，秋天来了。10月国庆节那天，陈队长来到我们住处。他看了看圈里的猪说：“两头架子猪长势很好，猪食里应该多加些粮食催肥了，这样吧，我给保管员说一下，从队里仓库给你们200斤孬玉米做饲料。根据有关政策，我们社员杀一头猪，必须首先卖给国家一半，然后自己才能留下一半；而你们知青养的肥猪杀了，猪肉可以全部留下自己吃。”听了队长的话，我们心里可高兴了。秋收时，我们自留地的红薯大丰收，再也不为猪的饲料发愁了。看着两头猪越长越大，越来越肥，我们心里美滋滋的……
　　很快，又到了年底。春节前夕，家家户户杀年猪时，我们也请来了杀猪匠。一称重量，大猪毛重达180多斤，小的毛重150多斤。杀猪那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郑中浩从公社供销社买回十几斤玉米酒，杨云在门前放响了鞭炮，我们摆了七八桌酒席，把陈队长和队里很多社员请来，又是喝酒、又是吃肉，可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