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下达“禁猪令”而引起全国关注的东莞，又确定要养猪了。东莞今年年底前将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及适养区，确保2012-2019年生猪出栏量达到15万头以上(9月5日《南方都市报》)。
　　 新闻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东莞为何突然又要在本地养猪了？文件透露的信息显示，压力和动力可能来自于上级。也就是说，是更高层级的权力迫使“禁猪令”出现了转身的迹象，这样的消息对民众来说是福音吗？
　　 无论是禁猪还是养猪，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民意征求，这很难让人信服，并且公共政策的“朝三暮四”、“朝令夕改”也是对政策本身公信力的伤害。
　　 首先，就养猪是禁是放来说，必须让公众参与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应该是充分的，而且应该是透明的，以最大限度听取民意。
　　 其次，任何公共政策，必须把普遍放开当作首选，把有限禁止作为例外，也就是说，不能把普遍禁止作为首选，把有限放开作为例外。这是寻求良好治理之道必须遵循的原则。笔者以为，就养猪是禁是放来说，应在公共管理者自身找寻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不应在禁止和放开之间做出选择。
　　 最后，不应过度依赖权力。一味地禁止养猪有可能涉嫌权力的滥用。在养猪是禁是放问题上，有关部门应该划定公权力行使的界限，防止公权力自身扩张的冲动。否则就是对社会公意的违背，也就无法达到公共治理的善。
　　 东莞“养猪史”或是“民意缺席史”。养猪的“禁限”之道，取决于“上面”还是民意？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