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门槛的“千家万户”

　　“千家万户”，是中国兽医协会会长、曾任首任兽医局局长的贾幼陵对中国畜禽养殖基本状况的概括。在中国，养猪超过50头，就被归为“规模化养殖”了。2001年，这样的猪场出栏量占中国总量30%。2012年占到了70%——十年间，规模化程度迅速提高。即便如此，50头以下的养殖户还是占养殖户总数的95%。中国70%的猪肉，由5%养殖者提供。

　　于是，拥有豪华防疫条件的先进养猪场，和“公司加农户”的签约收购模式，以及分散、凌乱、良莠不齐的私人养殖，在今天的中国同时并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环境污染、疫病难以控制、中国肉类品牌的信誉下降。预计10年之后，中国猪的商品化率将达到90%以上。从现在情况来看，“千家万户”的养殖形态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养殖业的高防疫成本

　　目前，中国蛋鸡、肉鸡、生猪的祖代以上品种基本都是从国外引进。“国际分工是好事情，麻烦的是随着规模化养殖，畜种越来越娇气。”本来一两年才出栏的猪，现在四、五个月就要出栏了，密度非常大，一旦防疫条件跟不上，死亡率就特别高。

　　在欧洲，饲养无特定病原(SPF)的种猪，并使其在无菌条件下剖腹产繁殖，消毒措施控制严格，能够基本控制病源。在欧洲75%的种猪和50%的猪肉来自于sPF猪。另外，一旦发现疫病，马上启动应急措施，很快扑杀。1991年，荷兰因为猪瘟杀掉了1 100万头猪，几乎把当年的存栏量给杀光了，损失惨重，但是降低了免疫环节的成本。相比之下，中国养殖业的防疫成本越来越大，令人头疼。中国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建了一个SPF猪场，但因价格较贵，未能得到推广。在今天的中国，种猪就很难杜绝病源。不但无法垂直净化(通过一代代的种源优化尽可能杜绝病源)，而且很多小猪刚出生就有病原潜伏。

　　中国人喜食生鲜、不吃冻肉的习惯，也一直在加剧疫病的水平传播。香港提出取消活鸡交易这一立法目标时，反对者举行游行示威。几经反复，终于实现了肉鸡的市场宰杀。买主挑好了鸡，在市场完成宰杀，拿回家去，而不是买主拿回家自行宰杀。在中国内地，城市和建制镇基本做到了定点屠宰，但是农村距离这一目标还远。一个肉牛市场，70万头牛的交易规模，在中国内地丝毫不罕见。疫病随着活牛的运输，从天南海北汇集到一起。

　　2005年，贾幼陵在辽宁黑山县的亲身经历，就是中国这种分散养殖、水平传播、高成本防疫的典型写照。当时，一个县内出现了3公里范围的疫情，马上开始扑杀，还没杀完，周边又出现新的疫情，再划一个更大的圈。就这样一个圈一个圈，最后把一个县划进去了。4000武警杀了2000万只鸡。最后还是疫苗生产供应上了，才控制住局面。严重依赖疫苗，而疫苗的质量又差，病毒变异很快，疫情越来越复杂，再打越来越多的疫苗，形成恶性循环。贾幼陵说：“中国养殖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都不利于疫病防治，加上千家万户、小规模、疫情报告不及时，中国养殖业为防疫付出的成本很大。”

　最难的疫病极少的兽医

　　“如果规模过度集中，又没有规范化，生物安全性就更差，死亡率更高。”贾幼陵说。今天，中国养着全世界一半的猪(每年出栏7亿头)、全世界44%的蛋玛、30%的家禽、70%的水禽，各种疫病集中。中国由此成为全世界畜禽疫病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而其执业兽医队伍，却离现实需要相距甚远。执业兽医和律师、会计师、牙医是全世界四大高薪自由职业之一。但在中国，兽医几乎称不上是一个职业。

　　在一般国家，兽医队伍中人数最多的是职业兽医，其他是教学、科研人员，还有少量官方兽医。而中国正好相反——执业兽医只有4万多人，官方兽医队伍有40万人，他们的工作是检疫、监督重大动物疫情、组织防疫。

　　这与欧洲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欧洲没有产地检疫，一个职业兽医联系很多养殖户，为其出具健康证明。养殖准人条件里要求必须聘请职业兽医。而在中国农村，祖辈相传的中兽医，慢慢沿革成为乡村兽医站。在后来的乡镇机构改革中，裁撤基层机构。很多乡兽医站被撤消。直到2004年爆发禽流感，中国才成立兽医局，重建乡一级的动物卫生防疫监督系统。

　　乡站与每个村的防疫员联系，中央财政为每个防疫员每年补贴1 000元，地方财政补贴更多。防疫员的主要工作，是在村里打针、统计、防疫。随着规模化养殖中的防疫功能大过治病需求，传统兽医消亡，新的执业兽医跟不上，形成断档，动物疫病防治越来越依靠政府，依靠出栏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的一套制度。

　　“千家万户”的养殖，最需要在乡村直接提供服务的执业兽医，可是养殖户缺乏联合，在经济上抗风险能力低，更没有形成花钱聘请兽医服务的习惯，加之兽医水平不高，养殖户觉得自己跟兽医也差不多。

　　中国养殖的疫病情况复杂，但兽医体系差距太大，这也增加了其安全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