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有环保大棒、外有进口肉增量的双重压力下，养猪板块的“家庭农场”以及原有机会发展为家庭农场的散户显然处在风暴的最前沿。

　　一端是自2013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年提出“家庭农场”概念，撑起三农的上层意志无比坚决;另一端是2010年来，环保政策在养殖领域愈演愈烈，至2015年起实施世上最严环保法，禁养区、限养区的猪场节节败退。

　　有数字为证，2016年仅南方水网地区调减生猪量就达1600万头，涉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十个省份、133个县市……全国全年被清减的生猪存栏量或超过3000万头。

　　政策的鼓励遭遇实际产能的削减，养猪业的风向进入前所未有的摇摆不定。

　　借用大文豪狄更斯的一句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政策上)，这是最坏的时代。

　　查看历史数据，跟2016年年初的能繁母猪存栏量3783万头相比，12月份的量为3664万头，全年减少119万头母猪，在大型养猪集团布局全国、高歌猛进，中型养猪场岿然不动、养精蓄锐的现状下，显然，这119万头母猪绝大多数出自散户以及初具规模的“家庭农场”。

　　另一个意味深长的数字是猪肉进口量的变化。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全年累计进口猪肉162.02万吨，粗略按屠宰率80、商品猪出栏重250斤算，进口肉总量可换算为约1600万头商品猪——正好跟南方水网地区调减的量相近。

　　在内有环保大棒、外有进口肉增量的双重压力下，养猪板块的“家庭农场”以及原有机会发展为家庭农场的散户显然处在风暴的最前沿。春节以来，福建延平用时半个月在当地清空生猪存栏量112万头!似乎预示了2017年依然会是“不平凡的一年”。

　　家庭农场该何去何从?选项是多元的，论及利益最大化和可行性，未雨绸缪也许是最佳选择。

　　理由如下，经过多年的舆论建设和法律完善，养殖业的环保整治已是大势所趋，尤其是水网沿线的整治深得民心，毕竟这是一个区域的生命之源，借用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的话说：谁也不愿意吃一碗肉、喝一碗(猪)尿。哪怕心有不甘，面对法令如山和庞大的整治队伍，也无能为力。

　　在笔者走访养殖业时，发现不同猪场老板，在环保大气候下，出现不同的行动和取舍。在地处水域、景区附近等禁限养区的猪场群体中，有的采取了“趁行情好，挣最后一笔钱”的态度、放任自流;有的趁行情好攒下本钱，寻找非禁限区着手基建，等建好就挪窝;有的打算停下自营的猪场，寻求跟养猪集团的合作。而暂时没有环保政策风险的猪场，多数在扩栏方面多了几分理智，而在投资环保方面多了一些紧迫感。

　　在“挪窝”的过程中，对局势的判断尤为重要。之前就曾出现猪场虽然主动选择搬迁，但屡碰环保红线，从东莞挪到博罗，一两年后从博罗挪到粤西甚至省外的情况。由于对各地的政策、官方态度、经济形势看不透，导致反复搬迁，元气大伤。

　　当然，在环保整治的过程中，如果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站在养殖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引导猪场转移亦能减少此项工作的阵痛，最大限度保全家庭农场原本的谋生之道。

　　更值得期待的，是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农场”的扶持能够落实，比如金融贷款方面的支持到位，那么，也许大批家庭农场能够转移到合适的地方，改善生产条件，实现环保与民生的双丰收。